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濃厚歷史意識的民族, “盛世修史” 是歷代王朝的傳統(tǒng),參與史書的編修是讀書人的夢想,而民眾對歷史故事的傳播、講述也有極大的興趣,由于各階層的普遍參與,中國古代的歷史書寫不僅形式多樣,成果也極為豐富。
總的來看,對歷史的書寫主要在三個層面進行:
(資料圖片)
一是掌握著話語權的統(tǒng)治者層面,所謂的“史官文化”或“官史”傳統(tǒng)是其代表;
二是一般讀書人,他們有自己的知識體系,有對史料的部分把握,往往參與“野史”的書寫;
三是大眾層面,他們接受了史官和文人兩個層面沉積下來的歷史知識,同時又有自己的言說。
不同文化層面的人關注的問題不同,對歷史的認識和闡釋也有很大差異,因此就呈現(xiàn)出三種不同模式的歷史書寫,這大體上可以概括為史官敘事、文人敘事和民間敘事,今天我們重點講下史官敘事。
中國最早的史官出現(xiàn)于何時?
對此,史學界一直有較大爭議。比較傳統(tǒng)的觀點是:在黃帝時代就設置了史官。 如劉知幾在《史通·史官建置》中說:“蓋史之建官,其來尚矣。昔軒轅氏受命,倉頡、沮誦實 居其職。至于三代,其數(shù)漸繁史官之作,肇自黃帝,備于周室”。
此外,許慎在《說文解字序》中提到了 “黃帝之史倉頡” ,《晉書衛(wèi)恒傳》中也有沮誦、倉頡 “始作書契,以代結繩” 之說。這些都是后人根據(jù)當時的史官職掌所作的推測,并不一定確有其事。
從史學史的角度看,中國的史官文化有一個比較漫長的演變過程。 遠古之時,“史”與“巫”并舉,都具有“司天”“司鬼神”“司災祥”“司卜筮”等職能。 殷商時期“巫史文化”仍占據(jù)統(tǒng)治地位,史官雖已出現(xiàn),但還沒與巫完全脫離,他們“都代表鬼神發(fā)言,指導國家政治和國王行動”仍不具備后世“史記事也” 的功能。
商朝滅亡后史官文化逐漸取代 “巫史文化” ,史官的職能也發(fā)生了一些變化。據(jù) 《周官》《禮記》等書所記,周代所置史官名稱很多,有太史、小史、內(nèi)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等名目,其中“太史掌國之六典,小史掌邦國之志,內(nèi)史掌書王命,外史掌書使乎四方,左史記言,右史記事。
《曲禮》曰: ‘史載筆,大事書之于策,小事簡牘而已”。
總的來看,這些史官比較偏重藏書、作書以及朝廷禮儀方面的事務,并不以著史為專職。這種情況一直延續(xù)到了漢代。
漢武帝時曾置太史令,以司馬談任此職,司馬談去世后其子司馬遷繼任,但據(jù)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記載:“太史公既掌天官,不治民?!?
司馬彪在《后漢書·百官志》注中對其職能作了這樣的解釋:“掌天時、星歷。 凡歲將終,奏新年歷。 凡國有祭祀、喪、娶之事,掌奏良日及時節(jié)禁忌。凡國有瑞應、災異,掌記之。”
漢代的太史令與周代的史官在職掌上并沒有本質(zhì)上的區(qū)別。
到了東漢明帝時代,任命班固為“蘭臺令史”以撰述《世祖本紀》,史官以修史為主的職能被強化。此后,魏晉南北朝歷朝都設有修史機構,或隸屬于中書省,或隸屬于秘書省。
北齊正式有了“史館”之名,隸屬秘書省下屬的著作省,但仍不是獨立的修史機構。隋統(tǒng)一后也設了“史館”,置著作郎、著作佐郎等史官,隸屬秘書省。 到了唐代,史官制度趨于規(guī)范化。
貞觀三年,唐太宗決定將史館直屬門下省,修史一事統(tǒng)一由宰相任監(jiān)修,又別調(diào)其他官員兼任修撰、司直,號曰史官,他們在宰相的直接領導下撰修 “起居注” “時政記” “日歷” “實錄” “國史” “會要”以及前朝“正史”等。
此后史館成為歷朝的主要修史機構,經(jīng)宋、元、明、清,歷1200余年而不斷,而古代史籍中浩如煙海的“正史”也主要出自這些史官之手。
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史學傳統(tǒng),在西周末和春秋時期,周王室和各諸侯國就分別出現(xiàn)了國史,這是中國史學史上最早的正式史書?!睹献印るx婁下》中就有這樣的記載: “王者之跡熄而《詩》亡,《詩》亡然后春秋作。 晉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、魯之《春秋》,一也?!? 這些國史的出現(xiàn),標志著嚴格意義上的史書的誕生。
春秋以前,學在官府,國史出于史官之手,也在官府的掌握之中。
春秋末年,孔子開創(chuàng)了私人講學的風氣,也打破了“學在官府”的局面,他以魯國國史為基礎,參照周王朝和列國國史,撰成《春秋》,于是出現(xiàn)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。
到了戰(zhàn)國時期,私人歷史撰述有了很大發(fā)展,這個時期出現(xiàn)的史書如《左傳》《國語》 《戰(zhàn)國策》 《竹書紀年》等都出于私人撰述。
漢代,隨著《史記》《漢書》的先后問世,紀傳體史書普遍受到歡迎,而且被后來的史家當作“正史”爭相仿效。
唐初,設史館于禁中,修史成為國家組織下的重要活動,以史官為主的史書編撰也成為最重要的一種歷史書寫模式。從史學的發(fā)展來看,古代史官的職責包括兩大方面,即史實的記錄和史書的編撰。
關于古代史籍的分類,史家一直沒有定論,《隋書·經(jīng)籍志》分為13類,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分為15類,就編撰形式而言,編年體、紀傳體、紀事本末體是最為重要的三種類型。
編年體以時間為中心,其優(yōu)點是史事和時間緊密結合,勾勒出了清晰的時間線索,使讀者容易明了事件發(fā)生、發(fā)展的線索及因果關系。
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中心,“因事命篇,不為常格”,其長處在于“文省于紀傳,事豁于編年” 紀傳體體例精嚴,“紀”“傳” “表” “書” “志” 等相互配合,兼有編年、寫人、記事之長,歷來被視為“正史”。
幾類史書各有所長,它們互相配合、互相補充,共同促進了中國史學的繁榮。其次,歷史書寫的客觀性。與私家撰述相比,史官的歷史撰述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,豐富的藏書和相對完備的官方記錄為史官提供了比較翔實的資料。
同時也使史官有了恢宏的歷史視野,這樣一來,史官可以從較為宏觀的角度來認識歷史、闡釋歷史,對歷史的描述往往會比較全面、客觀。 而史館的設立又可以使大量的一流學者匯集在一起,他們的參與及合作使歷史撰述更加系統(tǒng)和完善。
最后,鮮明的正統(tǒng)色彩,史官修史大多是官府主持下進行的,這就要求史官必須站在統(tǒng)治者的立場上,按照統(tǒng)治者認可的道德觀念和價值標準來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。
因此,在歷史書寫方面往往有不少禁忌,成王敗寇、為尊者諱、為賢者諱等成了一種潛規(guī)則,即使像《史記》這樣以“實錄”見稱的史書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神化、美化劉邦的不實之筆。
此外,官修史書主要記載的是某一個皇朝的歷史,而從唐代開始,基本上都是由新朝為前朝修史,出于“以古鑒今”的目的史官會堅持實錄的原則,但史官畢竟是站在本朝的立場上來記述、闡釋前朝歷史的,因此在史料的取舍、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方面自然會帶上“當代”意識,這就會使所寫的歷史帶有明顯的傾向性。
以三國歷史為例,歷代史官在究竟以誰為正統(tǒng)這個問題上就一直存在分歧:西晉陳壽的 《三國志》“帝魏寇蜀”,東晉習鑿齒的《漢晉春秋》則變?yōu)椤白饾h抑魏”;北宋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》以曹魏為正統(tǒng),南宋朱熹的《資治通鑒綱目》則以劉蜀為正統(tǒng)。
之所以如此變化不定,都與特定的時代有密切聯(lián)系,這也是史官文化政治性特點的一種突出表現(xiàn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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