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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孫福軒（浙大城市學院教授）

中國賦學，綿延兩千年。降至清末，古典賦學因受到文學思潮、學科體制和西學東漸的影響而發(fā)生重要嬗轉(zhuǎn)，文學觀念、話語機制、思維習慣逐漸脫離舊的批評模式，表現(xiàn)出特有的獨立性、學術(shù)性和理論性，呈示了特定時代和義域中的多維向度和繁榮態(tài)勢，肇示著現(xiàn)代賦學研究的開端。其間，一代學人劉咸炘(1896—1932)以治史的視野和方法切入辭賦批評，于賦之源流正變多有辯證，開辟出一條由史發(fā)賦的批評路向，區(qū)別于章太炎、劉師培、姚華、駱鴻凱等人的語言學、詞章學批評，成為近代賦學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(huán)。

劉咸炘系蜀地著名學者，其學術(shù)領(lǐng)域十分廣博，熔諸子學、史志學、校讎學、文藝學等于一爐，被陳寅恪先生譽為“四川最有見識的學者”。著有《推十書》，蓋有取于許慎《說文解字》“士”之“推十合一”之義，借以昭示其“明統(tǒng)知類”的學問宗旨。劉咸炘曾言其治學取向：“初得實齋法讀史，繼乃推于子，又以推及西洋之說，而自為兩紀以御之。”“原理方法，得之章先生實齋，首以六藝統(tǒng)群書，以道統(tǒng)學，以公統(tǒng)私，其識之廣大圓通，皆從浙東學術(shù)而來?！保ā缎Ｗ売嗾摗罚┺裰T劉氏所論，多本于章學誠（實齋）和劉沅（劉咸炘祖父）。明統(tǒng)知類，執(zhí)兩用中，融貫古今正是其治學的鮮明特征。

受其明統(tǒng)知類、通貫合一的學術(shù)思想的影響，劉咸炘論學而及于文學（辭賦），一是強調(diào)淵源所自，二是強調(diào)文質(zhì)正變，三是強調(diào)辨體。受制于近代學術(shù)思想的影響，劉咸炘一方面捍衛(wèi)章學誠的“六經(jīng)皆史”說，以“辨章學術(shù)，考鏡源流”的校讎眼光來審視“六經(jīng)”，梳理中國學術(shù)的源流與正變，于傳統(tǒng)學術(shù)思想多有發(fā)覆（亦兼及西學方面）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推崇古代“六經(jīng)”，從古文經(jīng)學的立場闡述“六藝設(shè)教”的主張。他認同賦的詩源論，這顯然跟他的“明統(tǒng)知類”意識相關(guān)聯(lián)。他評說《文選》：“《序》先論詩，而舉六義，明乎詞賦一流皆源六義。又曰：‘古詩之體，今則全取賦名?！搜院笫乐x，以附庸而成大國，兼該六義，足以當古之詩也。次論騷者，騷為賦祖也?！陨辖栽~賦正傳，源于詩教者也?！闭J為劉勰《文心雕龍》“首論經(jīng)騷，乃述文體，見詩教之源流。自《明詩》至《諧隱》，皆《詩》之流也”。并且贊成劉熙載的“以詩論賦”：“論賦之書亦少?！﹦⑷邶S《藝概》專說古法，以言志為標的，最為精深，真以《詩》論賦者也。”他在《文學述林》“辭源圖”總結(jié)說：“由吾此說，上推六藝，無不合也?！兑邹o》《尚書》《春秋》皆不可論文勢，《詩》為文之宗，詞賦之流之祖也，《禮》為質(zhì)之宗，諸子之祖也，而《易大傳》與《戴記》則子之大宗也。”這和他推尊經(jīng)史之學的思想是密切相連的。

劉咸炘推尊“六經(jīng)”，尤其是詩為賦源說，但卻并不拘執(zhí)，他曾說：“幸承家學，略窺思、孟之義；私淑章實齋，探索史官之術(shù)?！薄氨儭奔匆非蟆耙皇隆苯y(tǒng)系下的因勢變化，他是以“執(zhí)兩用中”的思想看待辭賦的淵源流變的，正如他對文學本質(zhì)所持論的那樣，面對當時的不同看法，從“文”之“內(nèi)質(zhì)”與“外形”入手，細辨各家所論，總歸于“惟講究體性、規(guī)式、格調(diào)者為文學”。如言賦起源于縱橫家言，即是“詩為賦源”說的通變之論：“縱橫之詞，具于《戰(zhàn)國策》，其鋪張形勢，引喻物類，即賦家之源。若莊辛之引喻，窮極情態(tài)。辛本楚人，蓋屈宋之徒也?；茨贤鯂L傳《離騷》，其賓客惟伍被有詞，與莊辛類，小山《招隱》入楚辭矣?！?/p>

源流既正，次言其“正變”。劉咸炘持賦源六義之說，強調(diào)學問宗本和持正。他論賦雖然以治史路徑切入，但卻并不是單純以時代發(fā)展論其演進，而是主張通變?nèi)谪?，“若夫綜群體而言之，則通變之說勝矣”。同時又以文學（辭賦）演進的“大歷史”觀其“文質(zhì)”與“正變”，認同焦循《易余籥錄》和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的“一代文學”之說，但又有所補充，以為世間有此文，則文中有此品，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文體亦無所謂尊卑高下也，亦不應因時代而有所軒輊?！半m然，賦之為詩，詩之為詞，詞之為曲，其變也乃移也，非代也。蓋詩雖興，而賦體自在也，鋪陳物色固有宜賦不宜詩者矣?！墒茄灾?，則通變與守正固未嘗相妨矣?！保ā段膶W述林·文變論》）

正是基于此種認識，他以荀子賦為正體，以漢魏六朝賦為極則，“賦者古詩之流，以漢魏六朝為則，唐韓柳猶能為之，宋人則不能矣，歐公《秋聲》，蘇子《赤壁》，皆別謂也。言八家者之不知賦久矣，姚、曾皆粗解而不專精，若應試之賦，則制藝試帖之流耳。”（《文變論》）劉咸炘論文，服膺于包世臣，心許荀子之文，認為其文“外平實而內(nèi)奇宕，平實過孟子，而奇宕不減孫武?！保ㄒ莱颊Z）并為之詳論文體，作“辭派圖”，以荀子為樞紐，牽連《禮記》與后世辭賦，他說：“《記》多采諸子，諸子之大宗也……實后世綜合文質(zhì)之祖，上承賦《詩》言志，下開荀、劉。荀卿深于禮而善賦，其賦喻理，采皆傅質(zhì)，與蘇、張、屈、宋殊（賈誼《鵩賦》、董仲舒《山川頌》是其遺法），其文篤雅，平實奇宕，實兼名家、縱橫之長。韓非得其奇宕，而《儲說》下開連珠，亦非純質(zhì)也?！保ā掇o派圖》）由經(jīng)而子，由子而及于文，統(tǒng)序井然。針對王葆心《古文辭通義》中分古今文派為逆流、順流之說，謂主秦漢者為逆流，主唐宋者為順流而提出，古今文派不可以順逆該，而應以“文質(zhì)與正變該”，“漢世詞賦，枚、東出于荀，馬、揚出于屈、宋。荀賦質(zhì)而屈賦文，亦猶《禮記·檀弓》諸篇與《子思》諸篇之異也”。把荀子賦篇定界為質(zhì)，而屈原之賦命之曰文，且比擬于《禮記》與《子思》，正可見出其用心之所在。

劉咸炘主張“明統(tǒng)”而后“知類”，他從類“別”意識而明辨荀、屈賦之不同?！败鞣茄厍?，未可與宋玉、景差儕也。且屈體衍長，變古已成，荀體短促，猶存詩式。后世合和二家，兼取其義耳，非本同也。宋玉《風》《釣》之體，亦非荀卿《蠶》《箴》之倫也?！保ā段氖健べx》）言詩賦自為一體，雖淵源所自，然其后與子史分野，互不相入：“蓋自《七略》條別六藝諸子，而詩賦專為一類，此類體性主于抒情，又用整齊之式及韻，與《書》《春秋》《官禮》二流之敘事、諸子之論理者不同?！唤栽娰x一略之流，子史不入焉。其區(qū)別固猶以內(nèi)容、體性，非以藝術(shù)也?！保ā段膶W述林·文學正名》）對于賦之一體，他從源流和發(fā)展處明其體制，辨體甚嚴，他說：“欲論辭派，須先辨體。文集者名主篇翰，專指詞賦之流及告語之文而言，經(jīng)說、史傳、子家不與也。以體論，則經(jīng)說、史傳、子家皆主質(zhì)，詞賦主文，告語可文可質(zhì)。以辭派論，則辭賦自有定法，歷久不變，經(jīng)說、史傳、子家、告語則文質(zhì)變遷而有流派。……實齋謂諸子衰而文集盛，始于東漢，乃論著述，非論辭派，而適與吾說合?！?（《文學述林·辭派圖》）又從文體明辨批評《昭明文選》當先詩，次騷，次賦，源流乃明?！昂笫佬Хㄇ谩狻谩弧撸檀偃胗诟栊须s曲者，非賦也。效法荀卿，托物寓意，短促入于箴、戒、器物銘者，亦非賦也?！保ā段氖健べx》）對于設(shè)辭和雜飏頌的辨析，也體現(xiàn)出劉咸炘對于賦這一文類的內(nèi)質(zhì)與外形的嚴格考量。

劉咸炘以史發(fā)賦，對于賦之古義源流，文質(zhì)正變，體制特征多有辨析，如“詞賦多述”、“詞賦主文”等，皆為洞見。其明統(tǒng)知類，貴兩尚變，明變知隱的方法論，突破了清代賦學的章句和賦用功能之說，彰顯了辭賦研究的現(xiàn)代轉(zhuǎn)型，對于當時的文學研究起著導夫先路的作用。他在辭賦批評轉(zhuǎn)型路徑方面做出的探索，建立的學術(shù)范式以及以校讎學為基礎(chǔ)的辭賦古典學重建，對于當下的辭賦研究亦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。

《光明日報》（2023年06月26日?13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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